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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专栏
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经堂教育
来源:中国回族学网      作者:管理员      时间:2018-07-20       点击:872      字体: [] [] []

大营历史悠久,经济繁荣,教育发达,教门兴盛,人才倍出,明清时期出举人进士33人,民国时期出人物7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正处级以上官员24人,我国古代五位著名回族经学大师,这里就占了二位,他们是马复初和马联元。这个回族村子自古以来汉文教育和经堂教育是多么发达。大营还重视文化建设,近几年先后重修马复初墓园、编撰出版40多万字的村志、重修“北山书院”,现在又承办“马联元与伊斯兰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倾心宏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营堪称文化自觉的典范。文化自信来自文化自觉,有大营这样的文化自觉,何愁没有文化自信。

这次研讨会将紧扣主题,就伊斯兰教中国化,马联元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贡献等问题展开研讨。期间举行马联元《大杂学》首发式和组织参观考察。

下面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

伊斯兰教中国化是宗教本土化的中国表述。宗教本土化是国家对外来宗教的要求,也是外来宗教自身发展的需要。宗教本土化是宗教传播的普遍规律。宗教中国化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时期,都会面临新的问题,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宗教中国化研究和实践也是一个动态过程。当下,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宗教中国化成了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弄得十分混乱,否定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攻击伊斯兰教、攻击回族,制造民族对立的言论在网络上大行其道,欺骗误导社会,而这一切都是在合法的宗教中国化的口号下进行的。所以,什么是宗教中国化,伊斯兰教坚持什么样的中国化,有必要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进一步弄清楚,不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更不可误导误判,犯情绪化、简单化、庸俗化的低级错误。

伊斯兰教从唐代传入中国就开始走向中国化的道路而成为中国化的宗教。中国化的伊斯兰教具有诸多特点。特点之一,中国化的伊斯兰教不再具有伊斯兰教原有的政治功能,不谋求国家权力,如回族先贤所言:“争教不争国”,如建立大理政权的杜文秀只称帅不称王。伊斯兰教视爱国为信仰的一部分,如回族先贤所言:“爱国爱教”。特点之二,在我国,儒学(过去称儒教)和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佛教是皇帝引进来的,基督教是传进来的,伊斯兰教则是带进来的,具体说是唐代域外来华穆斯林商人无意间带进来的,而非刻意传进来的。特点之三,在我国,儒学(儒教)主要通过国民教育传承,佛教、道教、基督教主要通过跨民族的宣教传播,伊斯兰教则主要通过族内传承。所以,中国化的伊斯兰教一般不主动向其它民族传教。这有利有弊,利在可持续传承,弊在制约自身发展,并使其带上神秘色彩,所以,在社会视野里,伊斯兰教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宗教,包括回族的穆斯林民族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民族。特点之四,中国化的伊斯兰教与国际伊斯兰教有天然联系,但没有从属关系,独立办教是中国化伊斯兰教的传统,这一传统,从唐代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开始已沿袭了一千多年。事实上,伊斯兰教在中国已实现中国化,并成为中国有影响的宗教之一,伊斯兰文化,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否认伊斯兰教已中国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样,如果认为伊斯兰教不需要坚持中国化,也是不对的。

伊斯兰教在中国主要以民族信仰的方式存在和传承。我国现有十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它们信仰相同,但族源、文化和历史各不相同,其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和现状自然也不尽相同。所以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研究应该是民族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实践应该是民族的伊斯兰教中国化实践,不可将单个民族中发生的问题放大成民族问题,放大成伊斯兰教问题,“一人生病,大家吃药”,伤害广大信教群众的民族宗教感情,将其置于对立面。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要合法合规,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宗教和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一个更加强调法制的时代,是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时代。

第二个问题,关于加强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研究。

经堂教育是我国伊斯兰教基本的教育制度。600多年前,胡登洲首创经堂教育,缓解了伊斯兰教“经文匮乏,人才寥落”的危机。经堂教育创造性地解决了在汉文化环境中伊斯兰教宣教人才的培养问题,是回族先贤推行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大贡献。经堂教育也存在不足,如只念经不读书,排斥汉文化;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等等。到了清代末期这些问题更加突出,于是,出现了以马联元为代表的经堂教育改革。马联元经堂教育改革的最大亮点是“中阿并授”。“中阿并授”,突破了经堂教育数百年只念经不读书,学汉文会变教的传统观念,给经堂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创了经堂教育的新时代。民国时期,“中阿并授”的经堂教育大放异彩,造就了马坚、纳忠、纳训等一批“经书两通”,学贯中阿,享誉海内外的回族杰出人才。上世纪五十年代诞生不久的新中国成立国家经学院,八十年代又相继成立一批地方经学院,近两年昆明经学院又率先成立地方分院。如果说,“中阿并授”是经堂教育教学内容历史性的最大变革,那么,中央和地方经学院的成立则是经堂教育办学体制的创新,它标志着我国伊斯兰教育在向制度化、规范化、现代化、高层次高水平方向迈进。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一些经文学校开设了职业教育课程,实行经文、中文和技能并授。从只念经不读书,到既念经又读书,再到既念经读书又学技能,这是经堂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的又一次变革。当然,不管怎么变,经学课程的主干或核心地位没有变,这不能变,变了就不是伊斯兰教育了。经文、中文、技能并授的经堂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成才路子拓宽了,水平提高了,有的当了阿訇,有的出国深造,有的成为著名学者。相当一部分成为有信仰的技术人才,他们或当翻译,或开公司办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大显身手,为中阿经济文化交流和“一带一路”建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有的赚了钱后又回去办慈善或当阿訇,或捐资办经文学校。当前,我国伊斯兰教育已形成公办民办并举,经文、中文、技能并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新格局。新格局自然会带来新问题。当前和今后一段较长时间,伊斯兰教育在外部要处理好伊斯兰教育与国民教育的关系,在内部要处理好公办与民办,经文学校与经学院,经文教育与中文、技能教育,普及与提高等方面的关系。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理清这些关系,促进伊斯兰教育健康有序发展,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的新型的中国伊斯兰教育制度。


(作者:中国民族学会回族学会会长 高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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